为什么碑学在清代兴盛?

    清代是碑学的时代，正如杨守敬所说:“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学书迩言》)这话说得是合乎实际的。那么碑学为什么在清代兴盛呢?
    首先是帖学已走向末路。从清初一直到嘉庆年间，一直是帖学的天下。康熙、乾隆十分喜爱赵孟颓和董其昌的书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致使赵、董书风一直弥满朝野。《三希堂法帖》的问世，更助长了帖学的势头。帖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科举考试非常注重试卷的墨迹，而又以赵、董为参照系，而士子们为了获选，大都从帖学里找秘诀，最后又大都归依于赵、董，最终都趋向于馆阁体，形成了毫无生气的官样文书体。这正是帖学之弊。物极必反，“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康有为《广艺舟双揖》)王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这样，郑x首开碑学风气之先，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缓、何绍基、赵之谦继其后，碑学蔚起。来源书法屋，如需看更新资料，请上书法屋。同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又在理论上倡导，摇旗呐喊，掀起了碑学狂潮。
    碑学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考据之风的盛行而促成的。清代大兴文字狱。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民族高压政策，捕风捉影地掀起文字狱浪潮。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避祸，不敢写涉及时事的文字，只好钻进故纸堆，从事训话考据，以此讨生活。为了证史，学者们广泛收集金石、碑喝，而当时六朝碑板也出土甚多，给考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金石研究也活跃起来了。一些考据家本身就是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如翁方纲在收集、考证汉碑方面成就斐然，曾著《两汉金石考》。考据之风客观上促进了碑学的繁荣。
    碑学兴盛的第三个原因便是审美情趣的转移。傅山首先提出响亮的口号:“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作字示儿孙》)这是对明清帖学的强烈不满。就连早年走帖学一路的书法家晚年也改辙学碑，如姜哀英、汪士锭等。其中汪士桂不无遗憾地说:“不学古隶，不知波折往复之理。”(《清史稿本传》)到了乾嘉之际，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等相继问世，在理论上高举碑学大滋，力矫帖学之弊，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碑学的美学意义。最有意思的是周亮工，他在自跋隶书中说:“谁能隔宿对黄死，度尽重阳更忆家。欲换青钱沽雪酒，八分小字写寒鸦。”(《赖古堂集))写隶换酒，可见帖学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总之，清代碑学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帖学而转向碑学，这种风会上的转移，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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