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书坛言羲、献则怡然，言悦、湛则惘然?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日:“北朝书家，莫盛于崔、卢两氏。《魏书·崔元伯传》详元伯之善书云:‘元伯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著名。湛法锤睬，悦法卫灌，: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于子堰，堰传子邀;悦传于潜，潜传元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观此则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惟自隋以后，唐太宗表彰右军，明皇笃志大令《桓山颂》，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之语。及宋太宗复尚二王，其命翰林侍书王著摹(阁帖》，虽博取诸家，归趣莫以二王为主。以故艺林久而成习，与之言羲、献则怡然，与之言悦、湛则惘然。况悦、湛以下者乎!”

    按语：人不及者我到，谓之独辟蹊径也;人不言悦、堪者我访，面目亦应有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