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及碑帖之争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作书的材料无非两大类，一是丝帛，二是竹木，故有“书于帛者日帖，书于竹木者日简册”的说法。造纸术发明之后，帛与嫌素及纸并用于书写，而竹木则渐渐隐退。比之笨重的竹木材料，丝帛与纸当然方便得多了，尺犊短札既具实用功能，又使书家墨迹广为流传，抑或为藏家搜求把玩，一时成为风尚，如二王传世法帖中不少便是这类尺犊短札。宋代开始有搜罗古代书迹镌石刻帖之举，最为著名的即刻于宋淳化年间的皇皇十卷《淳化阁帖》，所刻内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特别是二王父子手迹，包罗众多，洋洋大观。此后，刻帖之风历代都盛行不衰，直到近代坷罗版印刷术的出现才渐趋衰落。由帖而衍及帖的内容、风格、流派、历史、刻法、临习方法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庞杂的专门学科——帖学。帖学一脉直至清代大兴考据，碑学崛起，才渐成式微。
    碑是书法文化传承流播的另一种物质载体和形式。碑最早起源于宫庙庭院中竖立的石柱，用于拴马或计量时间及丧葬时下棺用的支架等，后来刻上文字，记载具体内容。秦汉之初，大量碑石以其文字的纪念意义渐渐取代了其实用意义。这种刻石文字的形式及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如各类刻石、碑喝、墓志、造像、石幢，题名、摩崖、石经等，虽然其形式各异，但质地相同，或石柱，或石块，或石壁等等，均非墨迹，而是刻石文字，故统称其为碑刻。与帖学相对应，亦由此形成了内容繁复的碑学体系。碑学的形成与建立虽然从时间上晚于帖学，但碑学自清代中期崛起之后，突飞猛进，几欲取帖学一系而代之。由此，在中国书法文化历史上，帖学与碑学几乎涵盖了古代书法发展的两大源流，成为两道交相辉映的风景。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大兴文字狱，许多饱学之士便选择远离时政的金石考据之学以寄托性情心志，于是朴学大兴。虽然经学被认为是朴学的中坚和根本，但金石考据已与其关系密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石考据又直接与书学结缘，所以，许多书家学者跋涉山林、出幽人僻，广为搜求考证校勘。一时间，残碑断褐秦砖汉瓦墓志造像摩崖刻经等，大量出土发现，争相椎拓收藏研习校勘蔚成新的风气，出现了诸如金农、桂馥、钱站、邓石如、伊秉缓、陈鸿寿、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根抵金石之学的书法大家。其中阮元、包世臣及康有为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对碑刻书法追摹效仿，而且从书学理论上标榜北碑而贬抑南帖，提出了令书坛振聋发耽、影响深远的崇碑说。阮元著有两篇著名的书论《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先提出书法艺术的碑帖之分，认为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而赵、燕、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舞、卫灌及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if、卫灌、索靖及崔J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他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犊，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之后，包世臣著《艺舟双揖》，对北碑书法推崇有加，认为“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包氏明确指出:“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榆扬北碑而贬抑南帖，其甚无过康南海者，康氏在其《广艺舟双揖》中把北碑书法归结为十美:“一日魄力雄强，二日气象浑穆，三日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日意态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日骨法洞达，九日结构天成，十日血肉丰美。”“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他甚至认为，以唐为界，“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泄，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康有为的观点明显带有矫枉过正的偏激之意。但自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的理论学说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层层递进，步步深人，使崇碑尊碑蔚成风气，对屡经翻刻渐趋衰弱的帖学体系的冲击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
    碑学的崛起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直接因素而外，隐藏其后且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人们审美认识的觉醒与变易。明末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观念的活跃，对太过理性、讲究法度且技巧圆熟乃至媚俗流丽的帖学书风重新审视。尽管清初康乾时期由于皇帝的推扬，赵、董书风曾一度盛行，但许多思想敏锐、个性强烈的书法家还是悄悄地开始溯本求源，对新的表现形式与风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或者追溯唐碑之源，在帖学基础上融人篆分笔意，以“真唐碑”抵制“假晋帖”，如翁方纲、钱津、龚晴皋等。或者冲决既有法度与程式的藩篱，怒不同人，师心自用，如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燮等。这时，阮、包尊碑理论的提出与推广便恰恰满足了艺术创作实践的需要，顺应了艺术发展的趋势。
    但凡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碑学崛起也是与嘲讽、谩骂和抨击一路相伴而来。如游心汉碑的郑谷口被骂为“妄自挑越”，金冬心与郑板桥被斥为“八怪”之一，属典型的“旁门左道”，包世臣被张之洞等人攻击为“不雅之妖”，北碑书法更是被骂为“不参经典，草野粗俗”，等等。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自面世以来，更是屡遭贬斥，如朱大可《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中明确指出:“迫乎末季，习尚诡异……务取乖僻，以炫时流，先正矩镬，扫地尽矣。长素乘之，以讲书法，于是北碑盛行，南书绝迹，另裁伪体，触目皆是，此书法之厄，亦世道之忧也。”在维护帖学的“正统”者眼里，碑学崛起几与“洪水猛兽”一般。
    自清初碑学滥筋至今已三百多年，碑帖之争从未间断。一代代书法家们在“碑”与“帖”的比较、争诉中对书法传统进行着不同侧面的考量与探询，进行着个性风貌的创造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