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他的“书法”对后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及其贡献。首先，在梁启超的“书法”思想方面，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他对于“书法”史的断代、对历代碑刻的品评、对南北书派论的认识等问题都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对于古代碑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反映出他对书法史的敏感与全面把握史料的能力。

与传统学者不同的是，梁启超这样的治学路数，已经开始重视系统性与整体把握，其研究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同时，科学性也得到突出强调。梁启超正是将这种宝贵的治学方法纳入到了书学研究中，为民国书法思潮的泛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超在“书法”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其业师康有为以碑派书法为主流的创作风格，又善于吸纳魏晋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书法”风格。

刘守安先生也在《梁启超与中国书法》序言中写道：“在书法方面，他（梁启超）那宽博厚重、碑帖兼容的字迹，他在通览中国文化史中对中国书法所作的要言不烦的论说以及在碑帖题跋中所阐发的见解，都给人许多启发。”

梁启超的“书法”思想及其实践经验都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