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朝野的好书之风
时间:2015-03-16 来源: 点击:次
汉代的帝王中每有身体力行者。《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吵。”《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载:安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此外皇族也重视书法的训练,章帝窦皇后“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伪。帝王好书的风气在东汉灵帝时(156-189)达到高潮。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因灵帝好书,致使“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召,后诸为尺q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灵帝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因此灵帝时的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行下效,东汉的好书之风还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热烈的响应。《后汉书·杨终传》记载了当时对儿童发蒙的教学内容:“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传,教之书、计,以开其明。”书为书法,计为数学,说明书法在当时学馆中是一种普及的教育。 如果说汉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可看成是从小必须学习书法的教育.那么这种普及的蒙学,与汉灵帝时鸿都门学培养书法专门人才的深造,便可视为汉代书法教育的两极。至于善书者师徒传授,则更是东汉社会一种普遍的教育形式。
朝野对书法的重视还转换成一种社会的书法审美。在汉代,不仅如前朝那样将文字的装饰之美用于印章、铜器铭文,而且还发展到建筑装饰中去,继秦代出现文字瓦当以后,汉代的文字瓦当、墓砖、铺地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后汉以来碑褐云起”。这种现象与当时统治阶级举孝廉,以“孝”治理天下的立国之策相关,因为“孝”虽然是对父母,而展大之意便是对国家君主的“忠”。这种社会的观念促成了朝野风靡的厚葬丧俗,使得树碑立传之习经久不衰。然而这种在丧俗中用文字装饰墓葬的风气,却使得砖刻、碑刻的制作工艺越来越发达。东汉留下的大量碑刻,书法精美,刻工精良,无形中造就了许多书手和专业工匠。
书法在汉代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实践,使原本实用的书写有了向艺术转化的充分条件。善书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对善书者的认可与普遍的书法审美的提高,证明汉代已承认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作为独立的重要标志,即是汉代文人流派书法家群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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