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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朝野的好书之风       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重视文字在政府各部门的应用，很早就注意提倡“书”的价值。《汉书·艺文志》曾记载，汉初萧何选用史官所定的法律，云:“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z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记载说:“吏民上书，书或不正，辄举勤之。”“，因此在汉代，文人使用文字的能力与是否善书，实际上是与仕途能否顺利联系起来的。根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许多官员的攫拔都与“善书”有关。到了东汉更有了“文吏试笺奏”的制度，统治者在选拔人才后，还需再经文字的考核，其间无疑包括书写的能力。统治者以书取仕和对善书者的特殊看待，客观上促进了汉代文人对书法的用功和爱好。
    汉代的帝王中每有身体力行者。《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吵。”《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载:安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此外皇族也重视书法的训练，章帝窦皇后“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伪。帝王好书的风气在东汉灵帝时(156-189)达到高潮。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因灵帝好书，致使“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召，后诸为尺q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灵帝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因此灵帝时的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行下效，东汉的好书之风还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热烈的响应。《后汉书·杨终传》记载了当时对儿童发蒙的教学内容:“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传，教之书、计，以开其明。”书为书法，计为数学，说明书法在当时学馆中是一种普及的教育。    如果说汉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可看成是从小必须学习书法的教育.那么这种普及的蒙学，与汉灵帝时鸿都门学培养书法专门人才的深造，便可视为汉代书法教育的两极。至于善书者师徒传授，则更是东汉社会一种普遍的教育形式。
    朝野对书法的重视还转换成一种社会的书法审美。在汉代，不仅如前朝那样将文字的装饰之美用于印章、铜器铭文，而且还发展到建筑装饰中去，继秦代出现文字瓦当以后，汉代的文字瓦当、墓砖、铺地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后汉以来碑褐云起”。这种现象与当时统治阶级举孝廉，以“孝”治理天下的立国之策相关，因为“孝”虽然是对父母，而展大之意便是对国家君主的“忠”。这种社会的观念促成了朝野风靡的厚葬丧俗，使得树碑立传之习经久不衰。然而这种在丧俗中用文字装饰墓葬的风气，却使得砖刻、碑刻的制作工艺越来越发达。东汉留下的大量碑刻，书法精美，刻工精良，无形中造就了许多书手和专业工匠。
    书法在汉代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实践，使原本实用的书写有了向艺术转化的充分条件。善书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对善书者的认可与普遍的书法审美的提高，证明汉代已承认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作为独立的重要标志，即是汉代文人流派书法家群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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