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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 民间野趣—“碑揭云起”的产物《张迁碑》

    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云:“汉魏以来，碑揭云起。”这云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与当时诸多社会风气有关。当时朝野上下标榜孝道，以孝治天下，“举孝廉”便成了广大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第一站。于是，“生前尽孝，死后厚葬”，在东汉蔚然成风。这样的记载在《后汉书》中比比皆是。而为死者树碑立传则是厚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后汉逐渐形成了如下现象:一是互相攀比，以得到名人书撰的碑文为荣。《全后汉文》中蔡A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为别人而写的碑文。二是通过树碑立传来进行自我标榜，虚夸溢美之风由此风靡全国，刻石风气由此高涨。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勋臣贵胃，勒石纪功，布之海内;降而至于平民，亦群起立碑以彰门庭。

    树碑立传，自我标榜，由此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为朝廷所不许。因此，树碑之风兴起不久，朝廷就禁止立碑，此后几乎历代都有禁碑的明令。曹操禁碑的理由是“天下凋敝”。他禁碑的理由似乎模棱两可，但晋代禁碑的目的就比较明确和客观了:“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明朝年间，东阿县旧县村(当时东阿县属东平州)出土了一件稀世文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迁碑》。《张迁碑》又名《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年)，谷城(今东平县旧县村)旧吏韦萌等人为已升迁的张迁刊石表颂制作的去思碑。仔细阅读碑文后，可以看到，各种不着边际的浮丽诀词，牵强附会、无据可考的出身名门大家族的渊源叙说，着实让人联想到禁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张迁，一介刚刚得以升迁的七品官儿，碑文中类似“吏民颇顽，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这样的颂词，简直把他标榜成经天纬地、匡扶社稷的一代名臣了。
    我们是以讨论书法为旨归的，无心追问那朝廷禁碑的原由。此碑自出土之后就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历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对《张迁碑》的评价文字之多，使人们忘却了墓主张迁大人的身份了。明王世贞评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清人孙承泽《庚子消夏记》有云:“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不多见也。”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云:“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目篆。”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云:“《张迁表颂》其笔画之可置今真楷中。”杨守敬《平碑记》中更有:“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比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碑》、《受禅碑》、《孔羡碑》)。三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张迁碑》之所以为人们特别钟爱和仿效，是由它的书法风格特征极为强烈、格调极其质朴古拙所致。考察《张迁碑》的点画，其特点大体有二:一是直曲结合，刚狠明快，斩钉截铁，与其它汉碑相比，别有一番气象。二是粗细变化得当，进退裕如，微妙微肖。《张迁碑》点画的粗细对比醒目、强烈，且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粗画显得方折宽博，深厚雄壮，力量感表现得极为强烈;细画则含蓄深沉，内敛精巧。而整体上以粗线为主，细线为辅，相辅相成，极为自然。
    《张迁碑》结体特征则表现为:一是错综揖让，生动活泼，变化丰富，憨态可掬。讲究交错穿插，使每一部分都成为具有生命的个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有的笔画处理得突如其来，形态特别质拙，外表十分可爱。二是结体扁平方正，质朴大方。多取横势，在横向上开张，纵向上收敛，体态变化十分巧妙。三是疏密相间，穿插自如，多姿多彩。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张迁碑))碑额所刻的篆书题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十二个字，并列两行，是以篆书笔法书写的扁形篆字—远观像图画，如岩上古松，盘根错节，龙干虬枝，枯藤缠绕，奇古异常，形成一种特有的美学感受。许多学者对此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我以为《张迁碑》带有民间书风意味，是根据张迁的出身来推断。一位“科级”干部刚提升为一般官僚，他的下属工作人员立碑加以歌颂之，碑的背面写明了集资立碑的人名。根据刘鳃《文心雕龙》的“碑竭云起”不难推断，像《张迁碑》这样的碑文，在东汉末年遍地都是，碑文的书写者可以断言不会出自什么名家之手。因此，碑文带有一定意义上的民间书法风味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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