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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的风格分期与书学思想

         综观朱熹一生行历，其在各个时期的书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书法风格的形成阶段脉络也较为明晰。但这种梳理还必须紧密结合朱子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

        (一)前期书风(淳熙六年以前)：颇意于“心正则笔正”的书学观

        朱熹较为系统的书法学习，开始于他青少年时代“师事武夷三先生”时期。师事“武夷三先生”，使得自己有机会接近武夷山自然风光，也有机会与同学(如刘珙兄弟等)交流心得体会，打开了胸襟。关于这一点，从他后来在《家藏石刻序》和《题法书》、《题曹操帖》等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在父辈师长的影响下，他的书学思想曾鲜明地表现为：(一)崇尚汉魏以前的石刻文字，一味追求“古”意；(二)爱好书法，一味追求“毫发象似”；(三)推崇颜真卿、王安石，注重“心正则笔正”的书法观。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以上三点，对朱熹书法创作的发展与书学思想的成熟来说，是既有积极意义上的一面——早期“求古”、“求似”的取法倾向，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早年的一味求古、求似的价值取向，不仅限制了自己的眼界，也一度影响了自己在书法上取得某种成功的信心。好在这种现象在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得到了有效的纠正与完善。

         根据对朱熹传世书迹和文献著录所作的考察，可以确定，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起赴知南康军任是他书法创作和书法观念发生第一次重大变化的分水岭。

        早年，朱熹和同学刘珙(共父)之间曾有过一场关于曹操与颜真卿二人的书法有“字画古今”之别、为人则有“忠、奸”之分的论辩。后来，朱熹这样记述道：

         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消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 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晦翁。

        这是一场对朱熹内心有过深深触动的辩论，它让少年的朱熹“懂得”了“书如其人”的道理，“认识”到了必须重视“人品”与“书品”之间的关系。可能正是这一番论辩，让他有心转而取法颜真卿了。但这一次从喜爱曹操书法转而喜爱颜真卿书法的变化，还只能是一种整体变化的“前奏曲”，表现为相当大的“不自觉”性。传世文献中有关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以前直接表明自己在书法上的师法与观念的文字虽然很少，但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朱熹传世书迹还是提供了一定的线索，那就是在书法上表现为根本颜真卿，同时利用自己身处闽地和与刘氏家族、胡氏家族等密切渊源关系这一有利条件，较为广泛地观摩和学习出自颜真卿一路的蔡襄、王安石、胡安国、张浚等人的书法，形成了自己前期有一定时代风貌和个人面目的书法创作路子和书法鉴评观念。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更多的关于朱熹对颜真卿书法的直接取法和对颜书的评价的文字，但朱熹传世书迹中的前期重要作品，如《与彦修少府帖》、《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论语集注残稿》、《刘子羽神道碑》，以及现存长沙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石刻、《二诗奉敬夫赠言并以为别》碑
刻等，具有相近风格的延续性，明显表现出受颜真卿行草书如“三稿”(《祭侄文稿》、《祭伯文稿》、《争座位文稿》)一路的影响，尤其是受颜书《鹿脯帖》的影响更为显著分明。朱熹在五十岁以前的传世书迹，之所以一直保持着这种风格，显然与他在这一时期所处的特定环境、所结交的师友以及家学渊源和学术思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域因素限制了朱熹的活动范围和结交对象


       首先，地域因素限制了朱熹的活动范围和结交对象，从而也制约了朱熹书法的更广取法。淳熙六年以前，朱熹除了少年时代曾随父亲到过临安(杭州)，青年时代应试到过杭州(并有短暂的出游湖州、绍兴，两次应诏入都)，乾道三年赴长沙访张栻，淳熙二年“鹅湖之会”，淳熙三年“三衙之会”以及绍兴二十年春、淳熙三年春两次入婺源省祖墓，共计不到三年的时间离开过福建外，其余的时间，包括生平的第一次从政同安和问学延平先生等，均在福建。而这一时期，朱熹所结交的主要是父亲的故交，自己的老师崇安刘子羽、“武夷先生”、延平先生李侗，胡宏及其弟子张栻和朱熹自己的同学等，这一时期，朱熹书法的取法对象除家藏若干碑帖之外，大量集中在以生活在福建建宁、崇安一带的刘氏家族、胡氏家族(湖湘学派祖师胡安国一门)和长沙张栻等人所藏的先贤墨迹，同时也还有朱熹在闽地士族手里见到的若干法书。比如朱熹之所以心仪蔡襄书法，一是因为蔡襄书法本出自颜真卿，且其为人和书法自欧阳修、苏轼以来一直被尊为“博学君子”、“近世第一”；二是因为蔡襄亦为闽人，其书迹在闽地后人及他人手中收藏较多，使得朱熹能有机会得见。朱熹眼中的蔡襄书法，就是书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者：

         蔡公节概、论议、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者，不独其书之可传也。南来多见真迹，每深敬叹。

        相似的看法，在与朱熹相善的周必大、张栻等道学时人题跋中也曾得到表达。

         其次，是朱熹的学术渊源决定了他这一时期在书法上的观念和取法对象较为集中。无论父亲朱松，还是武夷刘氏、胡氏、延平李侗以及张浚、张栻父子，他们均是北宋“周、程理学”的承继者，明显抱有“心正则笔正”的正统儒家书学观念。朱熹的这一变化极有可能发生在绍兴十九年(1149)前后，此时朱熹已经进士及第。他在开始全面狂热读书、思想认识发生了第一次较大飞跃的同时，也对书法上的取法对象作出了调整，开始尽心地学习颜真卿、王安石书法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朱熹自幼临习王安石书帖，这种倾向则明确地来自其父对王安石书法的深爱以及家藏王安石书札的影响。朱熹曾多次谈论到这一点：

        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辩之者，略识于此。新安朱熹云。
 
        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每访其迹，晚得其稿，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物为未定本也。熹常恨不晓写进《李邺侯传》，于宇文泰、苏绰事何所预，而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其非小故也。后读《熙宁奏对日录》，乃得其说如此……

        古今论述朱熹书法的文字中，似乎多忽略了胡安国、张浚这两人书迹对朱熹的影响。其实，现存《晦庵集》卷八一的若干题跋文字，已经足够表明朱熹书法受此二人的影响。作为闽人的胡安国既是北宋理学分支“湖湘学”的开创者，也是朱熹父亲的好友胡寅之父、朱熹老师胡宪的从父，还是朱熹好友张栻的老师胡宏的从父，有了这样的种种关系，再加上祟安刘氏家族与胡氏家族的密切关系，使得年轻时代的朱熹有很多机会观赏到胡安国的书迹，而胡安国的书法恰恰是来自朱熹所深爱的颜真卿一脉。朱熹眼中的胡安国书法，也是人品与书品的高度统一者：

        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与其外大父尚书吕公手帖，读之使人凛然起敬，若严师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后也。呜呼!是数君子者，其可谓尽朋友之道而无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于当年，而遗风余烈可传于世者，岂徒然哉!三复叹息，因敬书其后，以致区区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书。

        屏山刘玶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两纸胡公与平甫伯父秘阁君，盖公之辞而其子祠部君笔也·······后一纸胡公与其族兄书，实公手笔········公正大方严，动有法教。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读此者，视其所褒，可以知劝；视其所戒，可以知惧。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已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观于刘氏山馆之复斋，因敬书其后云。

        而张浚(魏公)是朱熹好友张栻的父亲，也是朱熹生平景仰之士，他的书法也受颜真卿影响，朱熹曾多次见到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熹。

  可以说是集中体现朱熹前期书法成就的代表作


       《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可以说是集中体现朱熹前期书法成就的代表作。该帖俗多误称《城南唱和诗卷》等，内容为朱熹亲书自作和湖南长沙老友张栻(字敬夫)之诗五言二十咏，诗见《晦庵集》卷三。因本帖未署所书年月，且历代书学论著也多为涉及，故今人多有误考。笔者曾对之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考辨，并认系本帖当系朱熹在淳熙元年(1174)秋末冬初所书。

        对于本卷书法，元、明、清三代人在各自的题跋、著录中多有论及，兹按时间先后择录以下数条，以见一斑：

        右晦庵先生真迹，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大贤无所不能，固非可一艺名也。

        紫阳夫子平生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往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今观吾乡沈方伯时旸所藏《和张宣公城南杂咏》手迹，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榘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咏》，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而诗之清远，亦非宋人所能及。

        书写本卷时，朱熹四十五岁。详察本卷书法，迹近颜鲁公《鹿脯帖》，意在蔡襄、王安石、胡安国、张浚之间，笔墨丰腴而能字法俊逸，形态自发而无仿效痕迹，实已初显自家风致，心中郁勃之气俨然跃于笔端。然而与其五十岁以后的作品相比，自家风致仍略显不多。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尽管如此，仍不失为南宋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名作，更是朱熹中年时代的“响唱”。

        从以上诸评中可以看出，历来对朱熹此卷的褒扬，多着意于诗和字两方面，同时更上升到朱子之学、夫子之道这一高度。确实，朱熹为南宋一代道学领袖，其书法一艺实为暇事之游戏。但朱熹能得书法史上“南宋四家”之誉，实也归功于他在书法创作上能得“晋人风致”和“晚乃成家”。最后，移录朱熹题跋两则，或有助于对朱熹前期书法的理解：

         久闻敬夫城南景物之胜，常恨未得往游其间。今读此诗，便觉篁水月去人不远。然敬夫道学之懿，为世醇儒。今乃欲以笔札之工追踪前作，岂其戏耶!不然，则敬夫之豪放奔逸与西台之温厚靓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

        予旧尝好法书，然引笔行墨辄不能有毫发象似，因遂懒废。今观此帖，益令人不复有余念。今人不及古人，岂独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强矣。

         (二)中期书风(浮熙六年至绍熙五年)：提倡“书字时甚敬”的书学观

         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来到江西，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在职整整两年。期间，朱熹似乎以复兴文化为主要政事，以庐山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文化和书法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北宋儒学和褒扬北宋硕儒的书迹。他在这一时期的书学观念，在以下题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来南康，得杨君伯起于众人中，意其渊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复恍然，思复见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

         康节先生邵公手书《戒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得之芗林向氏。刻置白鹿洞之书堂，以示学者。

         右伊川先生与莆田方君元寀道辅帖。后一帖乃嘉祐二年语，时先生年才二十有五尔。真迹今藏道辅曾孙友陵家。

  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紧接着，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这一趟来浙东，对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影响巨大的。浙东之行，朱熹不仅考察了书法圣地“兰亭”，而且大量获观了钟繇、王羲之等人的法书名迹，打开了书法上的眼界，从而把自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直接定位到晋唐名家名迹上。朱熹传世书迹中书于淳熙九年和十年间的《卜筑钟山帖》、《所居深僻帖》等，无疑是这一取法的最佳反映。这一时期，朱熹对刻帖中的钟繇、王羲之法书可谓推崇备至：

       《力命表》旧惟见近世刻本，今乃得见贞观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窥其妙处，又愧其见之晚也。他日见右方诸公，当请问焉。又未知其所见与予果如何耳。

         新安朱熹观王顺伯所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赞》，皆所未见，抚叹久之。

         淳熙壬寅上已，饮禊会稽郡治之西园，归玩顺伯所藏《兰亭叙》两轴，知所谓“世殊事异，亦将有感干斯文”者犹信。及览诸人跋语，又知不独会礼为聚讼也。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附书其左，以发后来者之一笑，或者犹以笺奏功名语右军，是殆见杜德机耳。

         淳熙七年，朱熹在南康见到了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已景仰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四纸，并为之作了跋，表现出对欧阳修书法的推崇之情：“欧阳公作字如见其文，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学者得之。”淳熙九年三月，朱熹再次在会稽王顺伯处见到了欧阳修《金石录序》真迹并为之作一跋；淳熙十二年四月，再出一跋。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书迹进行题跋，恐怕不仅仅是限于学术一途吧。

        自浙东任上罢归建阳后，朱熹又在八闽之地，先后获观当地世家所藏蔡襄、苏轼、朱敦儒、喻樗、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法书和先贤范仲淹、程颐、杨时的墨迹，详可参见《晦庵集》卷八二中的相关题跋。也正是在从政六地、出游四方，使得朱熹有机会饱览各地胜境，考察先贤遗踪，结交时代俊彦，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和充实了学术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完善了自己的书法价值取向：在书法创作上远溯钟、王法书，兼绍北宋硕儒先贤遗迹；在书法观念上提倡“书字时甚敬”，反对“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的时风流弊。对此，朱熹这样说：

          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近世之为词章字画者，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萧然淡然绝尘如张公者，殆绝无仅有也。刘兄亲承指画，得其妙趣。然公晚以事业著，故其细者人无得而称之焉。敬夫雅以道学自任而游戏翰墨，乃能为之题识如此，岂亦有赏于期乎!

        与此相呼应的是，朱熹为大力褒扬北宋蔡襄、朱敦儒、喻 樗等人的书法，不惜贬低黄庭坚、米芾诸家：

         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故常集其墨刻以为此卷，而尤以《乐毅书》、《相鹤经》为绝伦，不知鉴赏之士以为如何也。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朱熹开始自觉地将书法一艺中的“道”与“技”结合起来。而这种变化明显完成于朱熹自浙东任上罢归崇安、卜居“武夷精舍”期间。此时的朱熹已是“知道之难行”，遂潜心学术。《周易系辞本义)(手稿残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呕心沥血之作。

  传世《周易系辞本义》手稿，现藏故宫博物院

          传世《周易系辞本义》手稿，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有影印(编号:京1 -346)。卷后仍存明人李东阳在正德元年(1506)、清人何绍基同治乙丑(1865)、费念慈光绪辛丑(1901)等三跋。手稿卷子无款识印记，然三跋均定为朱熹真迹无疑，却未涉及本卷书写年代。李东阳、何绍基二跋，虽也提出此为朱熹残稿，并认为此卷所书内容与世所传“定本”多有不同，但似乎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根据《朱子年谱》“淳熙四年，《周易本义》成”的记载，似乎倾向于传本为朱熹在四十八岁的淳熙四年(1177)所书。束景南《朱熹作<周易本义>与<易九图>.<筮仪>、真伪考》以较为详实的考论，提出了“(一)《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十五年”，“(二)朱熹生前未尝正式刊行《周易本义》”，传世所见是卷手稿乃是“因朱熹不甚满意《本义》，稿方成而未定，即被人窃出印卖”而流落在人间的意见。从该卷的流传情形和书法面貌等几方面综合考察，束考或可信。

        根据卷后何绍基跋语所记：“朱子《周易系辞本义》残稿二......闻华亭张氏藏有《谦》、《随》二卦草稿，不知乱后尚未毁失否?”看来，当时流落在民间的朱熹《周易系辞本义》手稿确实不只本卷一种。又据杨震方《碑帖叙录》记，另有朱熹书《周易系辞》“真迹已流人日本”者，行书，“字大五六寸，用笔豪劲，精采四射，与传世朱书异趣。又有以此刻于各地者，蔡元定刻存常德府学(今湖南常德县)，极精”。高令印《朱熹事迹考》引清光绪年间《湖南通志》等，认为《碑帖叙录》中所述及的朱熹书、蔡元定刻《周易·说卦》为“乾道年间”事，内容为自“易有太极”至“是故易逆数也”，凡八大碑，今尚存湖南常德，后各地又有摹拓传刻者，可见此当与本卷无关。而杨震方、高令印二人所提到的朱熹《周易系辞》墨迹，正与曾藏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并被乾隆皇帝定为“朱文公书《易辞》真迹”册相合。该册在约在20世纪60年代被台湾林宗毅(字志超)氏从异域重金购藏，于1983年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件传世罕见的署为“朱熹书”大字行楷墨迹，凡十四开，共一百一十一字。如果确属朱熹真迹，那么它的意义就更不一般了。该册大字书迹，与前面所提到小字《周易系辞本义》手稿实有很大的不同，但与各地传刻纷纷的一些朱熹大字榜书却有相通之处。

        在绍熙二年短暂的知漳州任之后，朱熹又卜居建阳考亭。绍熙四年末的知潭州任期间和绍熙五年夏的由潭人都侍讲途中，朱熹又先后大量地获观了曾巩、赵抃、黄庭坚、司马朴、司马光等人的真迹并有跋文，这些跋文多存《晦庵集》卷八三。其中对司马光《荐贤帖》的评价甚高：“熹伏读此书，窃惟文正公荐贤之公、心画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余裔，固不待赞说，而人之其可师矣。”绍熙五年末由临安罢归考亭，居沧州精舍，朱熹开始他学术史上最后的辉煌，同时继续他在书法上的心仪宋儒先贤的历程。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学术角度说，几度卜居武夷，是朱熹“杜门”自修的’‘好时光”，正是在此期间，他先后完成了诸多的经学著作，提升和完善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调教了一批又一批的“朱学”弟子，并最终奠定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朱熹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发生了阶段性意义的变化，为最终形成他富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书法面貌做好了必需的一切准备。直至庆元元年，朱熹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观本阶段的朱熹传世重要书迹，从淳熙九年的《赐书帖》、《卜筑钟山帖》，到淳熙十四年的《季夏帖》、淳熙十五年的《任公帖跋尾》，再到绍熙五年的《向往帖》、《秋深帖)、(大桂驿中帖》，均表现出较为相近的远法王羲之、近绍北宋先贤的面貌，只是前后的个人风貌程度略有浅深之别而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传朱熹大字，往往气象森严，仪态端朴，与小字行草书札等相异趣。


  对于朱熹完成在这一时期的传世书作
        对于朱熹完成在这一时期的传世书作，后人曾有以下的评述：

        余尝游匡庐，至白鹿书院，周览古迹，见(朱)文公先生所书“贯道”之桥、“风泉云壑”之亭及“白鹿洞”等题扁，鑱诸石上，宇径尺余，笔力苍古，气象方严，自然令人悚敬。及归，阅家中旧藏文公与芗林向氏书尺，清劲温润，如瑶台春晓，珠光玉华，又自不同。乃知先贤道德充积，精英之发，无施而不当也······

        宽伏读(朱)文公《与时宰二手札》，大儒君子恬静刚正之气，数百载之下犹充溢纸墨间。

        (三)晚期书风(庆元元年以后)：主张“皆由自家使得方好”的书学观

        绍熙五年末至庆元元年初(1194-1195)，是朱熹书法创作风格和书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其时，朱熹已六十五岁。

       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底，朱熹奉祠南下，自此居考亭“沧州精舍”，直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逝世，其中庆元三年(1197)前后“庆元党禁”高峰期间曾出外在闽东各地避难一段时间。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朱熹传世文字来看，在卜居考亭期间，曾大量获观了先贤墨迹，并做了大量的题跋，这些先贤书迹包括了邵康节“检束”二大字、《道士陈景元诗卷》（后有王安石题跋)、《吕仁甫公帖》、《严居厚兴马壮甫唱和诗轴》、《吕(正献)、范(忠宣)二公帖》、《伊川先生帖》、《官本十七帖》、《苏东坡书李杜诸公诗》、《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东方朔画赞》、《蔡襄书杜甫前出塞诗》、《石本乐毅论》、《韩魏公(琦)与欧阳文忠公(修)帖》、《朱希真所书道德经》、《黄山谷宜州帖》、《蔡襄评书帖》、《欧阳修与蔡襄帖》、《东坡帖》、《曾鞏帖》、《黄山谷草书千文》等等，以及前辈、友人张浚(魏公)、赵汝愚(中简)、张敬夫、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人的墨迹，所有这些题跋文字均见《晦庵集》卷八三、卷八四。

         此一阶段，朱熹似乎更为钟爱北宋先贤遗墨。显然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时值理学(道学)在南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最危急的“伪学”之禁!《晦庵集》卷八四中的书法题跋明确揭示了朱熹在庆元年间曾大量观阅了张载、程颐、邵雍的书迹，对他们“大笔快意”而“书迹谨严”的作风表现出极大的赞赏。

         从传世题跋还可发现，此一时期朱熹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他说：

        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以道东西南北未尝宁居，而能挟此以俱，宝玩无斁，此其意已不凡矣。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且不以视王公贵人，而独以夸于崎人逐客，则又有不可晓者。

         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由上可见，这种变化从朱熹本人的心态上来说，是当时朝野上下已占上风的将“道学”贬为“伪学”的讨伐声，和其后的“庆元党禁”之难，使他联想到了在“元祐党禁”时期的苏、黄等人的遭遇，于是不由得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同病相怜，甚或是借题发挥；而从书法认识上说，是经过前阶段对汉魏晋唐和大量北宋人法帖的学习与观摩后，朱熹终于有了认识上的改变，开始认可宋人书法中的“意趣”。因此，这种变化既是他书法观念的延续，更是他书学思想的升华。

        同时，此时的朱熹也开始能够较为平实地看待他曾经深爱的王安石、黄庭坚、张孝祥等人的书法，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书迹和书事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盖其胸中安静祥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灵，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俱自要恁地放纵。道夫问：“何谓书穷八法?”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行夫问：“张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爱放纵。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黄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

         眼界的打开，生活的磨难，以及学术上的成熟和书法认识上的提高，都在促使技法工夫已臻高水平的朱熹向往一种自由的境界。此时的朱熹在学术上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书法上也终于胸襟豁然，领悟到了什么是书法的最高境界，那就是：

         须是纵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团，捺成匾，放得去，收得来，方可。

        讫无补报，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今观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远，无复有意于人世也。

         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书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的《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残卷是朱熹传世书迹的名篇，也是朱熹生命历程中的最后华章，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朱熹的书法成就和书法境界：富有时代风貌而个人风格卓然!

        对于这件真迹，后世有这样的评述：
          
       心画之妙，著书之苦，皆于此见之。

        夫朱公著述，如日在天，何容刻画……微明何人，乃敢妄意如此。然东山亦以托名先贤文翰之后为幸，然则区区之幸又如何哉!

        今人也有这样的评述：“从他的书翰和文稿(引者按：指朱熹《与程允夫帖》和《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来考察，不仅没有汉魏遗意，而时代的风格和他本人的特点，倒表现得特别浓厚……朱氏书法的时代风格和本身的特点，仍然是主要的，其中自有新的因素存在着。在所有的因素里，最为突出而明显的，却是时代风格。”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这里所说的“时代风格”便是“宋人尚意”，也就是朱熹暮年在《跋十七帖》中明确表示的：“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自宋明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人们对朱熹的墨迹手稿给予了超常的关注，虽片言只字、断简残编，也必奉为珍宝。只要看看朱熹书作后大量的后代名人题跋，以及朱熹书作大量被后人伪造的事实，就可见其书法为人所重的程度了。在所有的评价中，陶宗仪《跋朱文公与侄六十郎帖》的阐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子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沈著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玙璠圭璧……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 广告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