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尚态

      元、明两代历时近四百年，其书法风尚相近可作为一个大的时代风格。梁《评书帖》中指出:“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柳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然世代既降，风骨少弱。”所言是对各代书风短处与长处的评析，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特别是所述元、明两代趋向于同的历史现象，对今人研究书法史具有参考价值.元、明两代书家不满于宋人书法造意运笔放纵的倾向，而追慕较远的尚韵的晋人书法，加上那段相连接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种种外部条件对书法的影响，两代书艺流风接力相承，表现出群体风格的主导倾向，可归结为“尚态”.照字面来看，态为姿态、意态，既指书法的结构造型，也指它的风标韵致。这是元明两代书家共同的审美情趣和理想的外现。
      元朝是异族统治、民不聊生的时代，各种艺术都很难得到发展.然而，汉民族以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绝对多数的人员以及宽博的疆土，外来异族文化往往很快为之“同化”.元朝蒙古族君临华夏后，于翰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缅怀自己的民族文化，加上受“同化”作用之后的元朝君主渐通翰墨，于是书法艺术在元朝早中期便开始复苏。此时产生了书法艺术集大成者赵松雪。他于楷书独创一体，与唐代欧、颜、柳三家齐名，史称楷书“四大家”，可见他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赵孟乡顷高执复古大旗，上承晋规，一扫宋末旧习，于书法一艺对韵、态、姿、媚的审美选择，变尚意为尚态，开一代妍媚书风.对于晋书，项穆《书法雅言  取舍》说:“赵孟岁顷得其温雅之态”，“专乎妍媚”.他还在《书统》中比较唐、宋、元三代说:“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而肆矣;元贤求性情体态，其过也，温而柔矣.”顶氏所言对元人书法虽含有贬斥之意，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以赵松雪为代表的元书的温雅之态.朱彝尊《曝书亭画跋·鲜于伯机草书千字文跋》所言:“元自赵子昂书法盛行，一时相率习妍媚之体.”元人书法能出赵书藩篱者确实鲜见，而且播及明代，也影响了明人尚态的书风。  
    明朝承元朝书风三百年几乎未变。能出赵松雪藩篱者亦无几人.之所以如此，考其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学风.明朝海疆平宴、升平日久，遂使初叶至中叶几代帝王无不日以书法自娱.他们所喜书法又都是以羲、献为代表的帖学.明朝帖学大行，“明人尚态”也就自然顺理成章.在明中、晚期，随着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发展，随着俗文艺关于“可接受性”要求的不断提出，在美学领域里还出现了“趣”、“态”等新的审美范畴.这些都对书法有一定的影响，哪怕它还是曲折的、微妙的、不自觉的。具体落实于书法而言，明初书家、均以晋人为法，依旧崇尚赵书，以妍媚取胜。明朝中叶以后，书坛以得人为幸，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唐寅等大家出现，号称中兴时期.表面上他们似能超越赵书的笼罩，被一些鉴赏批评家认为“一洗姿媚甜俗之态”，其实未然.他们于书法依循赵书而上逼晋唐，确能各自有成，或清秀，或高古，或儒雅……共同形成婉丽姿媚一派。显然，这些没能超出明书尚态的审美范畴，相反，以其独特的个性之美充实、丰富、发展、强化了明书之“态”.由于这些大家同里吴郡，同时书名甚众，因此一时有“天下法书 皆归吴中”之语.其中文征明更是吴门书派的代表.在晚明，书法艺术在馆阁体充斥朝廷内外的情形下，一些有识文人书家力图求变，可惜未能实现，只是个人在书艺方面或取得尺寸之进，或稍具新意，书风大致与中期相同.时有邢侗、茧其昌、张瑞图、米万钟等书家出现，史称晚期“四家”，其中以蜚其昌影响最大.《佩文斋书画谱》评董氏“书法圆劲苍秀，兼有颜骨赵姿”。可见他的书法仍以其秀色之姿、蕴藉之态掩映一时。
    综上所述，有如金学智先生《中国书法美学》所说“赵孟兆页—文征明—董其昌，这是元明尚态的一条历史线索，他们的书法都上追晋唐，力求雅韵，然而又都圆媚，姿致横生，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