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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述与美学
    书法理论在民国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目标，从民初的单篇散论和草路蓝缕，开始走向较成熟、并力求系统化。我们在这一时期还是看到为数众多的单篇论文，前述《书学》刊载的几十篇论文即是现成例证，但我们还看到了相当可观的书学专著—成系统的、标志某一领域全面成就的学术专著，有书法史专著、书法家研究或书法作品研究乃至书法目录著述。这些规模较大的研究专著与论文互为表里，标示出书法理论在当时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规模大并不只意味着篇幅巨大动辄洋洋十几万言，它更表明一种审视立场的向宏观转移。从对书法技巧的某个局部作审视，到对书法史、作品的宏观审视，它当然是一种开拓、一种进取、一种能力的进化。如果说，注重技巧是书家们的日课，为了写好作品他们不得不每天津津于此的话，那么注重宏观的史的巡视，则是书法学者们的本分，他们未必是第一流的实践者，但他们应该是第一流的理论家。毫无疑问，理论家们的把握宏观使我们为之精神一振一一真正的理论性格将要登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对比:理论与创作开始分道扬镇，再也不是创作家罗列经验的层次了。由是，正面的收获是理论开拓显示出某种独立的迹象，它希望摆脱依附于创作的尴尬处境:反面的提醒则是这种宏观审视只与理论家有关，创作方面井未因此而受到冲击，还是老调重弹地关注自己的技巧。这又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了某种割裂，当然也限制了理论上的宏观历史提示根本无法投射到书家对自身创作选择的行动中去。  

关连： 柳公权 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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