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简犊看两汉书法
时间：2015-03-16 来源： 点击：次
两汉四百余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简赎帛书、铜器铭文、碑刻摩崖、砖文瓦当，其中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因经过铸刻，与手写原呆亦已有差异，且金石文字为示庄重，一般都以较古的书体或经过整治修饰及程式化的书体来写刻。而出土的数万枚汉代简犊，则是两汉各个时期留下的墨书原跡，大多都能确定其年代，以西汉至新的简犊占多数。这些简牍出自西北地区和内地各省，是研究汉代文字、书体的发展演变，以及时代、地域书风最直接的资料。
两汉简牍的书法
从西汉初期的竹简来看，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其年代在文帝时期(前179年一前157年)，为墨写的隶书。从字形和笔锋分析，似非一人书写，但风格一致。结体尚保留篆体的纵势，这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体势是相一致的。用笔上，横画落笔逆锋顿按，运行是逐渐上提，收笔不回锋，形成头粗尾细的模式，与出土的战国简犊帛书墨迹所普遍使用的笔法接近。古人对头粗尾细、弯曲婉转的笔法所书写的古文称之为科斗文，汉初人用笔，尚未脱去这种六国时笔法之影响。而这种用笔方法又奠定了以后正规场合所写隶书，如碑铭上所写隶书，即后人称之为八分书的逆入平出的基本笔法。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华饰性的笔法，如“瓦”、“勺’、“寸”、“衣”等字的主笔都有波碟。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筒签牌(即揭)上面的字较大，波势和挑法更为明显。睡虎地秦墓竹简的隶书已初露波碟端倪，但不明显，只是在运笔过程中无意形成，而马王堆汉简则是刻意而作，是一种审美情趣使然，是艺术的自觉创造。隶书在书法上的最大贡献是出现了方折的写法和波碟，使笔法大为丰富，而这两个特征在汉初早期隶书中都已充分具备了。(图一，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筒签牌，古隶，西汉文帝时期(前179年一前157年).II厘米x 4.3厘米(衣苟);11.9厘米x 4.8厘米(麻布聂幣笥)。〕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隶书有些写法与篆书接近，如“木”、“犬’、
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文字形体不很统一，同一个字或偏旁部首往往有不同的写法，文字里，这种文字形体不统一的现象，虽然在汉隶中始终存在，但在同时书写的一批存在着多种不同写法的现象，在隶书成熟以后就不多见了，而在与马王堆汉墓竹简同时期的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犊.以及云梦西汉幕遗册中也有类似情形，说明了西汉初期古隶刚从秦隶和六国文字发展而来，尚保持了各种文字写法的痕迹，其字体还未发展成熟。先秦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合文.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所记的数字中也还出现，“十三”、“十四”、“十五”、“五十”等，都是连写在一起的。
两汉简牍的书法（2）
敦煌汉简1922号为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简，隶书已一改西汉早期波磔作纵势的写法，而完全取横势，每个字都呈扁阔形，左波右碟却较其它笔画丰肥，隶书已趋于成熟。至西汉宣、元、成帝三朝，凡隶书简，虽各人风格不一，但其转折处笔锋转换方折，波碟充分向左右拓展，并态意地显示毛笔提按粗细变化的柔畅美。如居延汉简1328号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简，1511, 1512号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简，1523号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简.1534A, 1524B号河平四年(前25年)简等。〔图四，居延汉简，隶书，西汉元康二年(前64年)、初元三年(前46年)、建始元年(前32年)、河平四年(前25年)。〕说明那时的书写者已纯熟掌握‘厂隶书的书写规律，到了挥运自如的阶段，隶书已完全成熟了，这一特征的书体到东汉末一直是应用书体，汉代以后，仍作为铭石书而沿袭使用，并被历代书法家作为艺术书体而专攻兼习。后人将这种特征的隶书又称作为八分书。
证明西汉中后期隶书已完全成熟的最有力证据，莫过于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卜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籍。墓主经考定为中山怀王刘修.卒年为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这批古籍的抄写年代应早于此。它们都是用工整匀称的隶书缮写，用笔逆人平出，主笔皆蚕头雁尾，中段稍提笔收束，波碟较丰肥，结构宽扁，重心安稳，形态舒和。与东汉中晚期的著名碑刻如《乙瑛碑》、《张景碑》、《元孙残石》等用笔结体极为相似，已完全脱尽了篆书笔意。(图五，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竹简，隶书，西汉宣帝时期。)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一批简犊约写于成帝年间(前32-前7).“这些简犊上的隶书尽管风格各异，体势有别，笔法不一，但在形体上则基本统一，比较稳定，同一字在不同简犊上的写法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多大差异，偏旁也差不多固定，趋于一种成熟意义上的规范”。尤其值得惊奇的是其中的《东海郡吏员簿》，写在长23厘米(约合汉尺一尺)，宽7厘米，厚约0.6厘米的木犊上，正反两面都是用规整精微的隶书所写，木犊正面写24行，反面21行，一行多达百余字，总it一为3650余字，最大的字径仅有2毫米，写得行行毕直，字字分明，笔笔工整，一丝不苟。〔图六，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幕出土《东海郡吏员簿》，隶书，西汉成帝时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记光武帝十分节约，“其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与尹湾汉墓出土的一批郡府文书_上的字比，则光武帝的细书不能算细了。而《四体书势》云师宜官所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虽属夸张，可知写这种蝇头细字，在汉代书家中也算一种不易达到之能事。
传统观点认为西汉“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惫”。。这是因未见西汉简犊，而只见到传世东汉碑刻得出的结论。20世纪以来，大批敦煌、居延汉简被发现，由于其中有明确纪年的西汉中晚期工整的隶书简较为零散，故一些学者仍坚持这一看法，如郭沫若1965年还认为:“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这个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由于隶书笔法较以前丰富，尤其背分的体势和波碟跌宕起伏，显示出独特的美感。产生隶书形式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用。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服地阅览，于是将受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碟使其向左右伸展。另一是美观。篆书是引书.其用笔婉转而少粗细变化.古隶则逐渐产生了华饰性的波碟，但是波碟表现在纵势的字体上，往往使文字结构不平衡，且下垂的波碟占用了简上太多的空间，当波碟横向伸展时，并不影响结构的平衡，反而使重心更加安稳，在形态上更具美感。汉人在空间较宽裕的书写载体上，往往喜欢将一些笔画尽情地舒展开来，充分显示笔姿的飘逸。如敦煌汉简1972AB, 1972C是一支三棱的觚，面要比一般竹木简宽得多。上面写的是《急就篇》开头几句的文字。《急就篇》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不久就成为汉代最普及的识字书.而肛本是儿童用以习字的，但这支觚上写的《急就篇》字却力实气空，笔法精到，〔图七，《急就篇》觚，隶书，汉，约35.5厘米x 2.9厘米。〕决非学童习字所写，应是边睡的“能书会计”的椽史书佐一类文吏研习书法所作。也可能是书法好的人所写给儿童作识字临习用的范本。来源 书法 屋：www.shufawu.com。其用笔瘦劲.中宫紧收，横画和左右波磔尽量向两边伸展，使人连想到四川的汉代一些崖墓题字和《冯焕神道阙》、《沈君神道阙》，以及山东嘉祥《许安国祠堂题记》等刻石的书风，尤其是最后一种，与此觚上字如出一人之手。 汉简隶书笔画向纵向延伸的情况，一般是出现在一篇的结尾一字的末一笔。这一笔往往又长又粗，显得十分有力、醒目。一方面由于简上还有空余部位，可以让笔画舒展，另一方面也表示至此已是结束了。这一有规律的写法，往往可以帮助学者用以定散乱的简册之次序。如武威磨嘴子十八号汉墓中著名的“王杖十简”，出土时已散乱，其排列顺序，各家惫见有所不同，郭沫若曾根据这一写法的规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排列法。但是也有在简文中间将有些字的竖画写得很长的情况，如“年”字的一竖常常写得很长。这情况在汉代碑刻中也时有所见，如西汉《五凤二年刻石》中的“年’字，东汉《石门颂》中的“命”、“升”，《张景造土牛碑》中的“府”字等。前人认为汉人将“年”、“命”等字写长，是为了祈求长年、长命。恐怕并非如此，而应是书者兴致所到，追求笔姿优美之缘故。
敦煌木简1459A, 1459B, 1460A, 1460B, 1461A, 1461B, 1462, 1463上所书《苍颉篇》字.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此为同一人反复所书，结体甚为怪异，一些字的书写保留了篆书和汉初古隶的痕迹.笔画讹误缺失甚多。其文“苍领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勉力成史，计会辩治，超等”。“日书人名姓赵I韩疡范鼠张猪翟如窦钱墉中冯娜陈涓。”〔图八，《苍颉篇》简，篆书，西汉，23厘米x 1.3厘米。〕这些简上的文字稍互有不同，可能是文吏、戍卒在临写流传的旧抄本.这种抄本由于转辗传写.无意中参杂己意，也可能是抄录者摹写失真，递相讹变，出现了这种四不像的书风。传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一些驳杂不纯的书体出现，有的是因字体演变尚未成熟;有的是书家刻意创造;也有的是因时代隔阂，模仿古体而力不从心产生的。后世碑刻、墨迹中这类情况极多，知名的如篆隶相参者有东汉《三公山碑》、《夏承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隶楷相参者有东晋《爨宝子碑》，十六国前秦《广武将军碑》，唐欧阳询《房彦谦碑》等等，不胜枚举。
两汉简牍的书法（3）
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约书写于西汉成帝时代，这是整篇抄录儒家经典，书手有着高超的书法修养。其结体左敛右舒，重心偏向字的左侧，顾盼生姿，笔画轻纤而不软弱，粗细变化，飘洒流动，都是出锋收笔，致使一些“撇”、“钩”、“捺”等笔画类似于后世的楷书。(图九，武威《仪礼》简，隶书，西汉成帝时期。〕这在汉隶碑刻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一些端庄的丰碑巨刻中的隶书，“撇”的收笔都是留住稍顿藏锋，或是逐渐丰肥，最后顿笔超起，而类似楷书的“钩”，几乎没有，“捺”的收笔大多微微上翘。这使我们看到了楷书是由隶书简捷书写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例证。楷书的一些笔画，在西汉后期隶书成熟时就已经孕育了。
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犊有一部分是新莽时期和东汉初的，其隶书承袭了西汉后期的书风。 出土的东汉中后期简a数量甚少。甘肃省甘谷县东汉墓中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至二年(158一159)的23枚“两行”木简，是宗正府卿刘柜所上皇帝的奏书，再以诏书形式颁布州郡奉行的官方文书。凡汉代朝廷下达的诏书，以及郡国承转的诏书，大率都要在末尾署上属、椽，或令史、书佐之名。这些简犊的书写者，自然就是当时的令史、书佐一类文吏。此简之字主笔画都伸展很长，中心结构紧密，字虽小.而逆折勾趣非常分明，刚健奔放而不草率，笔力可搏犀象。其结体和用笔，与早于此简的《阳嘉残石》〔立于阳嘉二年(136)〕和晚于此简的《孔彪碑))(立于建宁四年(171)),((曹全碑))(立于中平二年(185)〕有十分相似之处，应是东汉中后期官文书的典型书体。〔图一O,甘谷汉简，隶书，东汉延熹元年至二年(158一159)。〕来源 书法 屋：www.shufawu.com。 汉代有种“扁书”，或称“大扁书”，是将诏书、律令等写在木板或刷了白呈的泥墙上，地点都要在乡市通衡里门亭隧显见处，以便告示吏民周知，字因而要写得大，可以看得清楚。汉简中有“口口垂岂兼行A事，下库城仓居尉，明白大扁书乡市里门显见。”一九九O年十月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了在泥墙上用墨书写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月令诏条”，即是汉代“扁书’、“大扁书”的实物。.还有，而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巾有一些写在检、揭、桨信上的字较大。如居延汉简131号简“肩水候”、16.8号简“甲渠官”，393.5号简“第份五缝兰一完”。敦煌汉简1235号简“敦煌”，1475号简“东部深目”，1852号“户关戊各二’。店延新简EPT26.10号简“诏书’〔图一一，“诏书”揭，隶书，东汉建武间(25-57).约11.3厘米x 4.2厘米。〕等等，由于字大而笔画较粗，横画往往比竖画更粗，笔画转折处又多方截，显得字较扁薄，墨气浓重，另有意趣。说明当时的笔甚小，要写粗的笔画，必须将笔卧倒用偏锋写，而笔毫甚健，虽用偏锋，但转折调锋、提按起倒仍很灵便。清代金农自创的漆书隶书，风格和这些汉简上字十分相似，虽然当时不一定能看到这类汉简而得到启发或有意仿效，但是说明这种风格的字有其一定的书法美，致使后世有的书家也在追求创作这种书风，与之暗合。
汉简中除了用有波碟的典型隶书书写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波碟不明显，笔画长短、结体疏密都不讲究的书体，相应的比有波碟的隶书—八分书要简捷、草率。有些文字学家称之为汉隶中的“粗书’，或“新隶体”。西汉中期有些隶书即已没有什么波碟，起笔稍加顿驻，横画收笔也有回锋的.而“撇”则出锋，收笔较尖，这些和后世楷书、行朽有相似之处。如敦煌汉简中2165号简《天汉三年简)，〔图一二，天汉三年简，隶书，西汉夭汉三年(前98)，残14厘米x 2.58厘米。〕这是因笔势连贯，书写速度加快而自然形成的。敦煌汉简7%号简为宣帝元康元年(前65)所书，其中有些字有丰肥的波碟，因书写快捷，有些字则完全取消了波磔。〔图一三，元康元年简，隶书，西汉元康元年(前65)，约15.3厘米x 1.9匣米。〕捺笔丰肥，是魏晋楷书较为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到北朝后期的写经中还仍然保持着。敦煌汉简1161号简〔宣帝神爵二年(前60)所书〕之横画折笔都明显向里钩，与行楷书写法儿乎一样。到东汉中期以后，简犊中经常能见到和行书、楷书接近的书休，如敦煌汉简中永和二年(137)所书的1974号简和没有纪年的1985号简、2390号简等。(图一四，敦煌汉简，隶书，西汉神爵二年(前60)、东汉永和二年(137)等，顺序为24.3厘米x 1.1厘米;23.7厘米x 2.8厘米.22.5厘米、0.7厘米;22.5厘米x 2.7厘米。〕其他载体上类似的书体还有传世的熹平元年(172)解殃陶瓶上的朱书和东汉后期安徽毫县曹氏宗族a砖刻字等。传说东汉后期刘德昇创行书，而钟繇、胡昭俱学之干刘德异。钟繇兼擅各体，尤精隶，楷。以行书、楷书兼长的书法名家出现于东汉后期.是完全可能的。
汉简中不论有波碟的隶书还是没有明显波磔的隶书，都有比较简率、快捷的写法，有时将一些部首偏旁加以简化，汉初一些古隶中已存在这种情况了，如前面所述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中将“止”写作“Z",“皿”写作“已”等，已包含了草书的因素。但是潦草的写法还不能算作草书。赵壹《非草书》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认为草书起于秦未。许慎《说文解字·叙》则云:“汉兴有草书。”但是从出土的各种秦末汉初的简犊帛书看，只有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有些偏旁虽然与以后的草书相近，但在总的字形结体上与一般古隶并没有差别。现在能见到较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实物，则是居延破城子1973年至1974年发掘简犊巾宣帝神爵(前61一前58)、五凤(前57一前54)、甘露(前”一前50)间的一些简牍。如破城子探方五六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EPT56.283号简和EPT56.280号简(图一五，居延新简，草书，西汉神爵二年(前60)，甘露三年(前51)，18.8厘米x 2.2厘米，22.8厘米x 1.1厘米。〕等，其中有一些字已是相当纯熟的草书了，但是这些简中还夹杂不少非草书的字，且宣帝时期出现有草书字的简犊比例很少，可知其时尚属草书的滥筋阶段。来源 书法 屋：www.shufawu.com。而宣帝时，有波磔的隶书—八分书已完全趋于成熟，从汉代草书往往含有与八分书相似的横向波磔，可以推知草书出现的时间应比八分书稍晚。西汉后期简牍中草书比例逐渐增多，大多仍是隶书和草书夹杂书写，也有一些已纯用草书书写了。有明确纪年的如居延汉简562.3A号简为元帝永光元年(前43)书，六十余字几乎都是草书。1526A号成帝阳朔元年(前24)简，170.5A号元延二年(前II)简等〔图一六，居延汉简，草书，西汉永光元年(前43),阳朔元年(前24)，元延二年(前Il), 19.5厘米x 2.7厘米，19.8厘米x 1, 22.7厘米x 1.3匣米。〕以及尹湾汉墓中出土的成帝时期所书字小如米粟的《集簿》〔图一七，《集薄》木犊，草书，西汉成帝时期，23厘米x 6.5厘米。〕和写在二十一枚竹简上有六百四十余字的《神乌傅(赋)》〔图一八，《神乌傅(赋)》局部，草书，西汉成帝时期。〕所示，知草书发展至此时，也已成熟了。
两汉简牍的书法（4）
西汉晚期，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上的草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草法.说明草书已比较规范了，成了汉代通行的书体之一。
东汉简犊中的草书比例明显地增加了，草法极为纯熟。《后汉书》卷四十四《齐武王编传》载:北海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明帝)马予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草书在东汉初期已成了皇帝所喜爱的艺术藏品，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时髦书体。终东汉之世，一些书法家如杜操，崔暖、崔寔父子，张芝、张超兄弟，以及罗晖、赵袭、张超、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蔡淡、皇甫规妻等，都是文献有记载的工草书者。出现众多的草书书家，说明那时草书的艺术水平已普遍提高。著名的《永元器物簿》是和帝永元五年(93)六月至七年(95)六月间所书，由5个“编’共77枚简汇编而成的，于永元十年(98)正月五日封检。前后墨气虽殊，从笔迹看，应为一人所书。书写者似并不经意于书法.但从笔画使转挥运看，书者虽是戍边的军吏，对草法却甚为娴熟，“年’、“之，、“今”等字垂笔，任情挥洒，与后世今草十分相似。〔图一九，《永元器物簿》，草书，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甘肃武威早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医药木犊中，《公孙君方》牍也是草书所写，它与《永元器物簿》圆浑饱满的书风不同，用笔提按起落较大，笔势跳宕，墨色浓淡枯润亦有变化。从其字可以看出所用笔之锋毫十分刚健，极富弹性。当时民间知识分子的草书也是极为出色的。(图=O ,《公孙君.方》牍，草书，东汉，34厘米x 3.9厘米。〕
